厘清何为“不为”，才能对“为官不为”问责

近期，不少官员频频把“为官不易”和“为官不为”挂在嘴边，以示对为官的认识，也把对“为官不为”进行问责以示与“为官不为”划清界线。一些地方也纷纷表示完善问责机制，向“为官不为者”开刀。一时间，“为官不为”成了严打对象，这是扬清去浊的好现象。

官员能够正确认识“为官不易”，实际上是因为他已经深知肩上的责任，在用“禁令”确保“为官不易”之时，官员开始“为官不为”，实际上是因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为官的责任。作为政府官员，一旦没有为官之责，尸位素餐，只会使决策错失良机，使执行大打折扣。因此，“对那些无所作为、浑浑噩噩的‘太平官’，要加大问责力度”（广东省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在8月4日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纪律教育学习班暨第三期“双集班”上的讲话），既是无可厚非，又是势在必行。

因为禁令而“为官不易”，所以产生“为官不为”，对无所作为、浑浑噩噩的“太平官”进行问责，就不能只见于口头严厉，实际宽松。笔者认为，要做到真正问责，需要厘清何为“不为”，如果“不为”不明，问责则显得非常勉强，被问责的官员也有不服。

首先，需要厘清“为官不为”是否就是“为官有过”。由刘书记对“太平官”的评价可知，无所作为、浑浑噩噩当然属于“为官不为”，这种“不为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但求无过”。但是“为官不为”是否就是“为官有过”，尚待厘清，若不厘清，则会放过“但求无过”式“太平官”。近段时间来，厦门与长沙都有“为官不为”者被问责，如长沙火车南站综管办主任廖铁辉等人因火车南站“脏、乱、差”现象突出，并且整改无力，严重影响了长沙的城市形象，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被认为“为官不为”，最终受到问责。不难看出，廖铁辉等人显然“有过”了，同样，厦门问责的“为官不为”也属于“有过”，“但求无过”而被问责的官员，好像仍未出现。

其次，需要厘清“为官”何种表现的“无过”才够得上被问责。官员有点小过被问责，合情合理，并且小过再小也为过，只要是过，就可以清晰地界定。而“无过”被问责，同样要把“无过”清晰地界定，才能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。我们不妨又看看厦门市海沧区组织开展“治庸问责”专项整治行动，对“为官不为”的庸官进行问责，20多名干部受到处理一事。据介绍，整治的对象主要包括存在散、慢、差、弱、耗、庸、浮、傲、懒、乱等10种问题的单位和个人。虽然厦门列出了10种问题，但是这10种问题中有些是很难认定的，如“散”“懒”“浮”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，难以掌握轻重的尺度，也就难以问责。因此，如何定义“无过”，将成为能否对“为官不为”进行问责的关键。

“为官不为”需问责，但要落实并以问责来整治“为官不为”，仍然有相当大的难度和很远的路要走，需要有关部门拿出诚意，积极应对，明确何种表象为“为官不为”，否则即使出台了对“为官不为”的问责机制，对那些无所作为、浑浑噩噩的“太平官”也无能为力。